如果用兩個字來總結這一天那就是"屈辱"。

首先是移動，一大早從京都開拔，跳上新幹線往東京飄移，中午剛過抵達，頭昏腦脹。一樣在八重洲口選了個置物櫃，有了昨天的遲到經驗這次我們不敢怠慢，一招了計程車就往早稻田去了。

這之中，我就在新幹線上寫著日記。其實這時候我擔心的，是一位沒有準備的文字記者到時會出什麼考驗給我？另外，身為一位攝影記者，我盤算的是在東京可以補到什麼畫面，比方說民主黨黨部，自民黨再拍一次，在國會前好好拍幾個鏡頭，順便補一下街景與皇居。

另外我還擔心一件事，就是我已經拍了6捲半的帶子了，回去到底還能不能過濾出有用的鏡頭。就新聞攝影來說，這已經太多太多了，現在人已經剪完第一集，我只能說過多的帶子，成了我的夢魘。

但其實到了早稻田還有一點時間約一個小時左右，我們的車子於是從教堂般的大隅講堂旁邊穿過，直指一座大學城的腹部。大隅講堂是早稻田創校的第一棟建築。經過的時候，有一組攝影在門口拍著模特兒。我不禁羨慕起來，他們有多一位助手可以拿著反光板反光，而我連燈有沒有人幫我架都不知道。我的體力已經到達極限邊緣，早上拿攝影機的時候，手已經微微發抖…

我們走進有名的喫茶"Life"，一家以量聞名的食堂。它的蓋飯可以放大兩倍或是三倍，不過相對的沒吃完也有罰金。正是學校旁邊食堂應該有的樣子我和鎢絲都吃它，我只是想看看所謂漢堡排，於是堅持「所謂校園日劇消費氛圍"的漢堡排定食套餐。這裡我們發生了第一恥，不過我卻覺得錯在，有人離開校園太遠了。

當時鎢絲顯然對加大一倍的中型蓋飯興致勃勃，我也照著幫他點了，老闆娘問了一聲；「沒問題吧？老闆附和，"吃不完要罰錢的喔…」口氣很是急切，不再那麼像一個食堂老闆了，雖然在台灣的話這樣的口氣應該能被接受。lagrima說：「學長，人家在問你行不行呢，要罰錢的喔。鎢絲說那那個學生在吃的是多大，lagrima問老闆只答：「普通。」。「那還是普通的就好了」。

之後老闆轉身走入廚房。然後在接下來的用餐時間，老闆總是不時瞟一眼這裡。lagrima覺得他一定在想我們是中國人。但我只覺得他們是好奇。畢竟每個國家對於好奇表現的方式不太相同。我是很容易接受這樣因為不同社會所產生的眼神。我不一定喜歡，但是，我們對於來台灣的外國人，不也常有這種眼神嗎？…

但該死的在這，鎢絲在吃完後吁一口氣，又加了一句：「不妙，早知道剛剛應該叫中碗的」。這讓我差點把叉子丟下來大叫：「你把誰當保姆了啊…」。我知道lagrima幾乎要暴走了，於是我假裝看的懂電視新聞，但事實上我大概也知道電視上要講的是些什麼…

喔對了要說，一碗蓋飯450日圓。一份漢堡排600日圓。

但這漢堡排，還真是普通。

請原諒我記錄些瑣碎的事情。因為我覺得10/1的日本國勢調查跟本不關我事，於是我選擇忽略跳過海報欄。但是，我被要求要拍幾個鏡頭。我腦子裡只想著老師研究室到底好不好拍，角度如何…

龍山寺在此繼續發揮莫名其妙的功用。整場訪問超長，於是好險我有兩部機器，不然完全會錯失最後的採訪。老師的房間很大很好抓鏡位，但是壞就壞在他的書架都是玻璃門，我避無可避四面八方的反光，於是只好硬拍。但更重要的在下面，這讓我後來整個全身汗毛矗立，連換鏡位都嫌造次…

這就是台灣之恥的正確演繹了。我們與當天的訪問對象見面，他帶著我們進入亞洲經濟研的所長室，我和漢微微覺得事情不太對勁，鎢絲老神在在，「裝潢的真漂亮呢」，他說。對方主動表明身分。在成為這個學校的老師之前，他是，日本大藏省的「銀行長官」。我聽到，邊架著機器邊抓著下巴…這是日本地位崇高的高級文官啊，這幾乎等同於財政部長了。（名義是上次長，但熟悉日本官僚體制的我，知道這一點都不簡單）

面對這樣千載難逢的時機，我親眼見到我的搭擋在不恰當的時機送出了那一罐價值意義正好的天仁茗茶…。我大嘆，這糟…鎢絲完全狀況外，他還說，這是我們的中央銀行行長吧…搭擋，那是總裁，而且你眼前的這人，地位是管中央銀行的…。

如果說一個人對於政治、經濟的膚淺程度到什麼樣，莫過於在這樣的人面前問出：「對於小泉這次選舉找了那些美女刺客」的看法…。不過我老早就應該在老師問出：「你們這次前來採訪是想問些什麼呢？」就應該搶過麥克風的。這代表我的搭擋完全沒把題目給老師看過，lagrima只好呼嚨他，說有mail但是沒寄到…。

lagrima說，在那個時代（90年代），他代表的是民間資金的喉舌，最對稱的職務就是郵政大臣時代的小泉。其實應該是，他代表的是日本在泡沫經濟以後所有的貨幣以及銀行改革，是他主導的，是他主導的啊！這種人，我們竟然放著給我的搭擋爛掉…

但最後我還是沒能搶下麥克風。我察覺到西村先生已經快笑不出來了，人家可能還準備好要跟我們大談郵政改革的關鍵是民營化，結果我們的問題焦點圍繞著小泉。我遞了張紙條過去，請我的搭擋問他，郵政儲金一直是日本政策幕後的支持，這樣民營化以後，會不會對日本官僚在政策的推動上，降低主導能力…

這問題最後變成，民營化以後，這樣日本官僚是不是失去制訂政策的能力。

我的搭擋，考上台大政治研究所在職碩士專班。台大都專收這種人嗎？

在訪問最後。我的搭擋請lagrima問了一個經典的問題，這個問題，非常精華地體現出我們此行的狀況，它深刻地暴露問題矛盾點，放諸四海皆準。他說：lagrima是否請你問一下他剛剛說他之前的職位是什麼。

我完全不知該怎麼辦了，我只好以幾乎深沈怒吼的聲音說：「他說他是大藏省銀行局長！」。我的搭擋竟然回答：「對啊，但這是什麼職位，負責什麼的呢…」

整個採訪過程中，如果說有什麼地方是可能會吵架的，一定是這裡，一定是這裡。我後來顧不得攝影的行規不准去指揮文字記者要幹嘛要幹嘛，不准說不用拍…我那時只想快速逃離現場。之後他甚至緊咬著西村，要請他介紹給我們女性受訪者，想詢問對於選後情勢的看法。我看著表，看著過長採訪耽誤接下來拍景的時間，看著人家很有禮貌的推說現在是暑假，現在已經下課，沒有人還在教室…看著他帶著我們到辦公室，到圖書館都找不到人…。

我知道，我跟我整個行程中，最有價值的受訪者，永遠說再見了。我對不起我老闆，我應該好好抓住這條線，這樣我們之後的論文就有很多可以做的了。

再懊悔都已經來不及了，這樣，我最後帶著超級大的遺憾回到台灣。

我看著有人後來開心去採買紀念品，我也決定，管他的，我受不了了。在早大買了一堆小東西，給自己買了隻筆。然後看著越來越低的太陽，看著我們找不到民主黨黨部，最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在嚴重大逆光，開了燈都沒有用的環境中，拍了一直NG的stand。（所謂記者誰誰誰在哪裡採訪報導）

這之中，還沒提到，我給我搭擋的14萬日圓，已經耗竭。他跟lagrima拿了兩萬，還一直嚷著要去吃生魚片，吃那種有人端上來給我們吃的壽司餐廳。

我只想趕快結束，我要留下點紀念，至少。

於是，在很接近港區的品川區狹小飯店落腳後，我們出去尋覓吃食。我堅持要吃拉麵時點餃子。反正我已經決定對自己好一點，吃到地雷都無所謂。我決定趕在東京鐵塔關燈前去看看東京鐵塔。

為什麼是東京鐵塔？

這跟寂寞攝影師看的日劇有關。身心俱疲，我只想好好到這樣的地方，享受一下，寂寞？！

但天不從人願，有人跟著。我很快就熟悉東京的地鐵。我們到了東京世貿站，沿著路向前一路走到東京鐵塔。很遠，但我這時真的覺得我是在異鄉街頭，我覺得這真的有踏在地面上，有呼吸著某種空氣的感覺。無論是不是喜歡周圍的感覺，我熱愛這樣參與一座城市。

我惱怒地想要否決有人要我工作的要求。我說了，在這樣的夜晚，攝影機是無法發揮什麼功力的。我們沒帶腳架，任何開啟帶子想拍攝的行為都會糊成一片。我隨便拍了拍東京鐵塔，但很用力的留在我的單眼相機裡。只嘆著我為什麼要把感光度400的底片給我的搭擋。這樣的夜晚，就應該有這樣的底片。

我堅持走到六本木，我想要看看在Last Christmas裡出現的Open Studio。我想著許多許多情節，不斷獵取鏡頭。但我的底片已耗竭，於是數位相機開始工作，但他這時非常不貼心。

我見到朝日電視台在星期五的夜晚，在六本木街頭進行氣象預報的Live。這是一座城市，我不喜歡東京，但是我活生生的被城市所包圍。我看著週遭的現代建築，我感覺一座城市的規劃，無論他是骯髒或是光鮮，事實上在西麻布十番周遭，是夜生活聚集地，類似東區，很齷齪。但是，不知怎的，我喜歡這樣渺小的感覺。

底片耗竭，我們還得趕電車回旅館。我進星巴克買了杯「像樣的」「普通」咖啡，對於日本人完全無法用英文溝通嘆了聲氣…連點杯咖啡都可以比手劃腳。lagrima來了，搭檔來了，我們走了三個多小時，我們回到旅館。

最後，我們在啤酒的陪伴下，決定跳過最後一日怎麼排都排不成的行程。我處於是否要搭最早一班新幹線回大阪或神戶拍景的掙扎，因為這樣我得闊別lagrima，一個人奔馳600公里，然後再回到關西國際機場與他們會合。

最後，我們決定最後一天不工作。我開啟攝影機，我們開始進行一連串應當更早出現的談話。我們把所有話都說了，我最後的記憶，是我們差點吵起來。

但是在那個晚上，我夢見了很多事情。在那個晚上，所有的屈辱都突然不算什麼了，只因為某座山丘。

我們在東麻布的住宅區，從東京鐵塔出來後向山上走，某個十字路口，左轉下山會到麻布十番。那邊有間7-11。

一對年輕上班族，應該是有人等另一個人下班。當時風有點大，有點戚愴。男人把西裝外套披在女人身上，牽著手到便利商店門口。男人進去買飲料給女人，女人在外面講電話。我用有限的日文，聽的出來女人應該是和朋友在說他們在哪，女人應該有說，男人在商店裡買喝的，那聲音很幸福。

我本來拿起相機的雙手，就這樣放下了。

相機無法捕捉這樣的幸福，但是，心可以。於是就讓他被心捕捉，看著他
們向遠方走去吧。

在東京鐵塔下，我愛上了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