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兩個月，我幾乎都把時間花在寫碩士論文proposal上。在找尋一些佐證時，翻到了一篇1994年夏鑄九在天下雜誌上的談話：

「 台灣在亞洲四小龍中一個最大的特色，也是外國學者所百思不解的是：台灣是最有活力的資本，和最僵化拘泥的官僚的絕妙組合。」（天下雜誌，1994：192）

「 […] 都市的危機來自幾個原因，第一是都市的服務不足，也就是各種公共設施的不足。[…] 再以七號公園為例，在還未完工，而且是在雨季中堅持開幕，讓市民在滿園的泥漿中「跋涉」，真是一個大笑話。但比起台北縣民，台北市民又幸運得多。長期的「一河兩制」，資源分派不均，使得台北市還是擁有最多資源的首善之區。

其次，就是所謂的市民自治，也就是地方自治的問題。這是一種自我管理的價值觀，表面上這個問題在台灣似乎還沒有條件討論，但其實在宜蘭的反六輕、蘭嶼的反核廢、貢寮的反核四，甚至包括無住屋組織所提出的自力造屋都是這個價值觀的反映。

這些要求都顯示出，人民自我管理的意願和能力都很強，效率也經常凌駕在政府之上。所以，許多事政府未必要事必躬親，事事一把抓，如果能讓市民適度的參與，反而會發揮更好的效果。」（天下雜誌，1994：192）

「[…] 城市的成長是由市民所決定，與市民休戚與共的。台灣的城市由日據時代的「殖民城市」、國民黨統治下的「官僚城市」，一直到近十年由土地炒作者操縱的「投機城市」，這都不是市民所能決定的地方生活。惟有「市民城市」，才是屬於新的「市井小民」城市…」（天下雜誌，1994：193）

夏鑄九 。1994。〈 公元二千年：台灣城鄉展新貌﹖〉。《天下雜誌》160：191-193。

這篇被我拿來將內容節錄後作為proposal的開頭引文。因為1994年所提出的想像，似乎到現在都還是困難重重。

夏鑄九，或是城鄉所一直希望做的事情就是挑戰都市計畫學界主流的理性規劃模式。最主要的核心是希望透過草根團體的動員和參與，尋找一個新的規劃典型。而作為專業者的角色，是在匯集各方的價值意見後，提出可行的方案。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提出一個激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的想像，由底層社會開始打造政策決策圈。用更簡單的話來說：由人民決定他們要什麼都市政策，要什麼都市。

但激進民主的困境並沒有那麼簡單被克服。多數人要怎麼治理多數人呢？越多人參與，無疑地代表共識將越難形成。如果是一個目標具體的事情那說不定還行得通，可是當面臨討論「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社區？」、「我們要一個怎麼樣的都市？」這種模模糊糊，每個人都有著夢想的問題時，那個共識幾乎不可能出現。於是不免回到了由少數人，例如文史工作室，社區規劃師這種菁英團體領導議題走向的局面。

我好幾年前就對這個問題有了疑惑。但真正讓我體會到這個問題，並且開始尋找怎麼問這個問題，的確是去年的樂生運動。我會特別指出時間，是因為去年替代方案的出爐，代表前述那種「參與式規劃」有了結果。如果先姑且將「誰參與了？」、「誰在做規劃？」這種問題按下不表，那去年到現在一連串的事件，代表的是這樣來自民間的方案，一旦面對到官僚系統與政治環境時，似乎總是出現

1. 官僚表達依法行政與民間方案的不可行，並且透過種種「程序上的關卡」，否決了談論的空間，並且拖延政策的進程。
2. 民間團體為了給予官僚系統壓力，而轉趨遊說民選代表，透過政治壓力試圖營造一個對話空間。
3. 一方面政治人物給予口頭的承諾，卻不會（無法、無力）兌現自己說出來的話；另一方面則將議題由地方不斷升高到國家層級，成為國家級政治環境中可操作的議題。換句話說，將一個議題不斷抽象昇華，變成國族問題或是選舉語言。
4. 而民間團體在前述情況下，無法凝聚自主性而趨於分裂，也難與跨區域與跨議題結合製造出「統一戰線」。白話文一點：團體越搞越多，力量越來越小，越來越沒有辦法團結，抗爭的重點也越來越難讓人理解。

於是，官僚幾乎永遠會勝利。

這是我proposal試圖要問的一個問題。我承認，既使下週二我就要進行proposal口試了，但我並沒有好好寫清楚這一點，更遑論申論的清晰。簡單來說，我思考的角度是認為這是前一個時期，國家層級的政治體制所留下的遺毒並沒有被處理的結果，使得台灣地方政府（都市）缺乏政策規劃的自主性，以至於所有問題都會向上送到國家級的官僚當中處理。於是在這樣缺乏彈性的架構下，既使我們不斷宣告要「社區總體營造」，或是「參與式的規劃模式」，一旦面對要將方案變成政策時，一切都走了樣。

有人給我的意見是要我看看當年921災後重建的規劃過程，是不是依舊能夠符合我目前的思考。而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是否也符合同樣的脈絡。

不過看看樂生，再看看反蘇花高的運動，似乎真的顯示出台灣民間社會與社會運動是有他基本的動力，只是不斷在與政府對話的過程中被消耗殆盡了啊。這個參與的困境，到底該怎麼說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