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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人群漸漸疏散開來，我和葉傅逐漸靠近在長安街上緩緩行進的軍車，長長的一列，迤邐前行，有裝甲車、坦克，亦有軍用吉普。 人群尾隨的那輛，是軍用大卡車，蓋著綠色的帆布，十幾個解放軍端著半自動步槍，或站或蹲在車上，槍口對著距他們僅十多米的人們。
卡車駛往天安門方向，快到工會大樓時，尾隨的人群漸漸達到三、四百人，他們開始呼喊口號：“不准傷害廣場上的學生！”“人民軍隊愛人民……”，口號聲越來越大，人群不自覺地湧向軍車，當前面的人距軍車有七、八米遠時，一個解放軍戰士端起了槍，向人們的腳下射擊，子彈打在馬路上，發出了沉悶的聲響，迸出一串串火星，後面的人開始臥倒，前面的人，則由於打在馬路上的子彈反彈起來，打在他們的腿上或腳上，紛紛仆倒。人們紛紛將他們扶上自行車或平板車，送往醫院。
驚魂甫定的人們，又重新集聚起來，高呼口號：“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審判你們！”
槍聲又響了，人們開始重新臥倒，又重新救護倒下的傷員，後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
就這樣，汽車每行進十米，需要五分鐘，這五分鐘內，至少要倒下四、五個人。
汽車快要到西單時，人群被激怒了，他們挽起了手，高唱起國際歌：“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他們不害怕，不再臥倒，不再停留，緊緊地跟著軍車，軍人繼續向他們腳下射擊，人們不再理會。前面的一個少女，被反彈的子彈射中了一條腿，鮮血淋漓，也沒有停下來，雙手緊挽著旁邊兩個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繼續向前行進。

鐘羅白，《一段64回憶》，原載於原載《世界周刊》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４日。轉引自：哆啦老師的又一天 歲月六四

或許，我們從來也沒開始尋找記憶64的方式。要不回味，要不奢談。但總是不知該如何在記憶與歷史中，擺置，並且訴說。

而我，當年不過七歲。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關於民主，廣場，鎮壓，屠殺，都是很久以後才知道的，更久以後才開始疑惑這些意義；1848，1882，1944，1968，1989，還有更多我不知道的年代月份，不知名的事件。

看了太多證言，聽了太多歌曲。無論怎麼熱血悲愴，都絕對不是自己的故事。

與其自64中取材將自己編織進去，我想，我還是靜靜的看照片，從那些說不定沒活下來的臉龐中，尋找擺置的位置。儘管那都是很私人的，很抽離的，也很安全的。

因為，我不懂。

歧路花園：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最近跟一個中國朋友聊六/四，尤其有意思，因為他的父親便是趙紫陽當年身邊的秘書，跟著趙紫陽一起被拔掉權力。儘管趙紫陽一派被描繪成同情學生、支持民主的開明派，但他說，他父親其實並不真的認識民主，腦袋裡更多的是「共產黨為何不愛我、當年為何不選我」的悔恨。但還是那句老話，不用美化英雄，但也不用醜化他們，因為我們在那種情境下，不一定能做得更好。

現在回頭看看，八九學運的學生行動固然感人，但漫天飛舞的大字報、慷慨激昂的演說、攻擊鄧小平的順口溜，令我聯想到的不一定是「民主抗暴」，反而是文革時代紅衛兵的亡靈，文革的惡夢猶未遠，不同派系的高層政治鬥爭，藉著學生這種天真又殘忍的武力，進行奪權，這或許也是當年北京當局的恐懼。但無論如何，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我無法想像我的家人、摯愛，僅僅因為上廣場說出心中所想，就會被槍殺，這是我所不能忍的。

台灣人紀念六/四很自然，這並不是獨派今年才開始的便宜行事，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身為中國旁的一個小政治實體，密切的貿易夥伴，我們就是最大的利害關係人罷了。

遊走…觀察…記錄…：台灣紀念六四之活見鬼：歷史是誰的傷口？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可以說是對世界歷史影響深遠，它引發了蘇東波，使得冷戰結束。但明明，它對台灣的影響也極大，但卻好像從來不存在一樣，既然六四沒有對這20年來台灣的政治發展、社會脈動、經濟成長有任何值得探討之處，當一點點、一絲絲的蝴蝶效應都感覺不出，並對六四以及之後大大小小抗爭的主體，都以這種輕視的方式面對，到底紀念起來又是所為何來？

比方說到現在仍是台灣流行文化主導者之一的流行音樂界，當年都特別搞了〈歷史的傷口〉這首歌來共襄盛舉，但當年曾經留著淚水合唱的創作者及歌手們，在現在中國大市場的磁吸下有多少人已經想忘了當年的年少氣盛？多少人也拒絕回顧這20年來六四對自己的影響？或許是根本拒絕有影響吧。

如果連六四都是被這樣對待，那紀念六四僅僅是徒具形式，連中國的一次大瘟疫對台灣來講是如此雲淡風清，甚或發展成針對自己的需求進行算計和權謀，這20年來甚至未來許許多多的小噴嚏及大傷風，當然也就無足輕重，也沒什麼好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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