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沒多少人知道理論上明年1/12要選立委。 單一選區兩票制?! 我一直搞不清楚我考研究所的時候,在考卷上對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批評有沒有影響到我的分數。當然分數不是我的重點,重點是這個選舉制度很可能會徹底改變台灣政治生態;或是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他。 政治學裡區分選區大小不是按照地理或人口來分的,而是按照一個選區內是選出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候選人來區分。前者稱為小選區,後者當然就是大選區。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單一選區」就是在講這個:將台灣過去的大選區制改成小選區制。 當初會這樣改是因為台灣過去的選舉制度常會產生很奇妙的現象:也就是往往有候選人顧好基本票就可以吊車尾當選,這種吊車尾的很多都是當地的地方派系。如果大家有印象,應該會記得每次每個選區的第一高票和吊車尾的當選人票數差距往往都很懸殊吧。妙就妙在其實過去每個選區裡政黨都要根據理性做最佳計算,別多提名也別少提名。多提了會瓜分票源,可能造成原先最後一個被拉下來;少提了票就浪費了。所以從提名、初選、配票,全都是一門學問。但也因為如果實力夠沾上當選的邊邊,沒獲得政黨提名也無所謂,反正不求多只求上,所以就會看到很多「違紀參選」的個體戶。而各個政黨為了爭取平均曝光的機會,往往都會卯足勁辦造勢晚會、搞文宣、或是黑函假消息什麼的。最後就是選舉弄得很熱鬧,錢花得很多,有些品質不佳的候選人沾上邊當選。關於台灣過去選舉制度造成的影響,已經在政治學界裡被談到爛掉了。可能連在其他學門也都被談到爛了。於是去年莫名其妙過了國會席次減半、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重大改革。 這個改革的重點在於以後一個選區只選出一個當選人,換句話說,在該選區最高票者當選。但如果按照原先立法院的席次(225席),那麼台灣選區未免也太多了點,於是才會一起推動國會席次減半(113席)。而兩票制的意思就是一票是你投給候選人,另外一票投給政黨。政黨票是如果該政黨有過5%的基本門檻,就可以按照各政黨得票比例來分配席次。如果太難想像這些是怎麼運作和會造成什麼結果,簡單來說,就是會造成最有實力的兩個政黨在區域立委席次上面競爭;而在按比例分配的政黨票方面,則看大家的造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大黨的基本架構就出現了,其他的小黨頂多只能競爭按比例分配的政黨票。所以嚴格來講,這對本來就可能是弱勢的小黨、小群眾來說是很不公平的。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根本很難取得政治權力。打個比方,如果甲選區有A、B、C三個候選人。A得票35%,B得票34%,C得票31%。最後A代表甲選區成為甲選區的代表。可是A只拿到35%的選票就可以代表其他65%的人。剩下的65%的人嚴格說起來就沒有被代表到。 關於這些學理上的推演之類的網路上很多:什麼並立制(就是台灣要實行的這種)、聯立制(德國的那一種)的討論拉(我記得當初大一政治學就在考這些)、什麼區域席次的多寡拉、代表性的問題拉、民主的困境拉…要談是談不完的。但我想說的不是那些,而是這次立委選舉那麼冷淡不談議題,只抓著一些話題來嚷嚷依著總統候選人來打選戰的原因,就是出在這個選舉制度到台灣以後產生的畸形發展─可是我卻相反地覺得這再自然不過了。
這兩天突然冒出這種新聞:「王羽暗殺/獨臂刀暗殺許信良? 北檢分案調查」,於是我們的總統對國民黨說了這樣的話:「買凶殺許信良? 扁:藍快承認」。於是我想起那個藍瓦白牆的中正紀念堂。 上一次參加凱洛娘慶生會時,我不經意在車上看著彰化的某個鑄鐵雕塑說:「把中正紀念堂拆了蓋成一個巨大的長方量體。外面以鑄鐵包覆。等到鐵生鏽留下紅色的銹水垮了,露出長方量體的結構時,我們再次覆以玻璃。象徵我們終於擺脫歷史的束縛了。」我這番話大家覺得太深奧(真抱歉)。可是我真心這樣覺得,我們應該要面對那一個彼此都為共犯的時代。 一個黑色的量體,裡面存放著調查局、國安局、國民黨史料館所有的,不分機密與否的文件。收藏著所有找的到的,從日據時代以來關於台灣的文獻資料。不管是統計、計畫、語錄、還是誰下令槍斃誰、誰與誰做的決策,通通都歸檔任人公開查閱。外牆裡為玻璃結構,覆蓋著黑色鑄鐵。當風吹日曬使黑色的鑄鐵生鏽倒塌,逐漸讓陽光深入這個黑色的檔案庫裡。直到整個倒塌的那一天,再交由後人決定這樣的外牆應該是長什麼模樣。 既使我真的受不了很多綠營親衛隊的言論,也很受不了我們的總統。但,不可否認的一點,現在會變成這樣,國民黨有無可逃避的絕對責任。我們無從招喚起得以信仰的價值,而這些封存的檔案,讓我們無從面對起我們的歷史、所有發生的過去。有太多家破人亡的故事埋葬在這些檔案裡。無論是所謂的本省人,還是所謂的外省人,在那個時代只剩下活得很好的人與活得很不好的人。這不是階級,也無非血緣,這更像是貴族努力在榮華遠離後的苦苦掙扎,盡一切力量想回歸光榮,抱著權力不放,直到失去。這些紀錄現在一打開,那所有的難堪全都跑出來了。所有人都有故事,所有人都可能是叛徒。打開這些塵封的檔案對所有生存在這土地上的人來說都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如果不這樣做,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誰,該相信什麼。 所有不願面對的,是自己曾經幹過的齷齪事。這樣的逃避,讓台灣陷入無謂的統獨情結化解不開。 無論叫中正紀念堂,還是台灣民主紀念館,如果失去了面對歷史的勇氣與尊重,什麼名字都只是一塊招牌。 最後:公佈那些檔案吧,所有的檔案吧。國民黨公佈你們所有的歷史資料吧。一天不公佈,我們就一天無從脫身得到真正的解脫。
前陣子森青利通公司的新聞鬧得很大。於是,最後出現了這則新聞:「直銷爭議/修法禁止進入校園? 公平會:將納入考量」。在黑米上,有人提出了一個看法,認為學校裡面應該盡量減少類似的商業活動,因為學校是一個公共領域,不應為自己的私利而影響大家。當然接下來可以繼續問:為什麼公領域要跟市場彼此切分?我們真的可以那麼明確的切開公領域與私領域嗎?但如果要講這個,一方面這個問題涉及層面太大,很難講清楚;二來我相信這樣一講,也沒有多少人願意繼續看下去;再者,這不是引起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而引起我寫這文章的原因是新聞裡的這句話:「公平會表示,希望學生能盡本份,專心於課業。」 嘿,這多麼熟悉。每次當校園裡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們都會聽到這句話:希望學生能盡本份,專心於課業。。可是我們又常會聽到權威的報章雜誌有名望的人士口口聲聲喊著:希望我們的學生在學校裡面,不是只學會讀書一件事。言下之意,校園是一個很奇怪的場所。學生又要專心課業,又得學會讀書以外的其他事。去那學?當然是到社會的各行各業裡學。所以進一步會聽到:學生應該選擇正派優良的場所打工,並且不要荒廢課業。 為什麼要那麼在意荒廢課業這件事?到底在害怕什麼?是害怕學生們沒有學習到正確(?)的知識,以至於成績不及格被當掉;還是擔心太多學生被當掉造成整個教育體制無法自我調適? 我要先說明,這裡講的校園,應該特別被拿出來定義為大學校園。為什麼大學,不敢當學生把學生退學?大學不只擁有具體的圍牆分隔試圖分隔社會與校園,更用種種方式區分校園的內外。最讓人熟悉的一個機制就是改了又改的入學考試制度。但除了這種考試制度之外,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非正式默契在裡面。 比如說,商業活動應該離開校園的「原則」。或是說,很少業界人士能夠以專業技術進入我們的校園任教。事實上,學院派與業界派在校園裡有著隱隱約約的緊張衝突並不是新聞。甚至校園裡如果出現被借調從政,或是兼任公司行號的職位,既使於法有據,但在學院內都會被認定為要「適可而止」,甚至是不適當的。 另外對於退學制度,校園內都有著頗尷尬認定。以前有著超過1/2學分不及格退學的規定,現在很多都已經放寬或是乾脆取消。事實上,如果有超過1/2學分不及格,某種程度上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學習問題。要不要退學就是一個讓人困窘的問題了:退,學生家長哇哇叫;不退,該怎麼教學?其實男生怕退學,說穿了很多都是怕當兵。但這並不代表有一天兵役問題解除後,我們就會比較不怕退學這件事。
我實在不懂,為甚麼這些人都要掛個xx博士呢?我剛剛搭巴士回家,看到3G電視上新聞正在報導這記者會。林光常說他的學歷不是造假的,於是我就開始好奇這間「美國環球大學」是什麼來頭。 聯合新聞網上的報導 學歷造假?排毒教父林光常出面否認 / 2007.09.06 05:21 pm 號稱排毒教父林光常6日傍晚出面召開記者會,針對學歷被質疑造假一事提出說明。林光常拿出碩士證明,澄清自己的學歷並無造假,是兩岸都認可的學校。而5日出面指控林光常誇大療效的癌末病患林雅惠,今天清晨在台北過世。林雅惠指林光常誇大排毒食品效果,導致她的乳癌病情延誤就醫,癌細胞並移轉到淋巴。[...] 那引以為傲的美國環球大學是什麼呢?在該學校網站上並沒有看到什麼資料,於是進一步手賤到懷俄明州教育部網站查了查,原來列在函授學校清單裡(本網站只能用IE開喔,是個討厭的asp)。而且好像本年還沒交給州政府的註冊費… THE FOLLOWING SCHOOLS ANNUAL REGISTRATION RENEWALS ARE PENDING The following private degree granting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registered with the state for 2006-07 may operate and issue diplomas pursuant to its registration while it completes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for 2007-08 pursuant to Wyo. Stat. § 21-2-402 or [...]
昨天晚上與Global Voice的幾位重要成員有了一場愉快的會面。Rebecca, Ray與Issac Mao藉著Wikimania 2007的機會到台灣來,藉著這樣的機會,與GVO Chinese的組員聊聊。Rebecca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任職;Preetam Rai則是GV東亞的區域編輯,目前長住馬來西亞;Issac Mao是個中國人,整個人非常神奇有著不同的身份。作為中國博客的先鋒,也是GV Advisory Board成員。除了以上三位外,還有dreamf, ilya, abstract, foolfitz, 阿潑,豬小草,tm(奶爸),慕情,後來加入的大陸朋友海東,樂青的倩如和俊達。形成一個龐大的聚會。 這篇的重點不是出席的人,而是當我們談到GV的議題時,其實都有一些想法。我想在台灣有看GV的人很少吧。如果打開GV繁體中文站,你會發現這是一個非常blog架構的layout。(事實上與母站相同,根本就是一個wordpress系統!)但如果你打開BBC News, CNN, IHT, Economist等國際媒體的網站,你可以看到大多都是以區塊做劃分。其中區塊做的最明顯的就是BBC News了。既使這些國際媒體紛紛採用RSS,加入了許多video、podcast等新技術,但整個layout與閱讀順序就是介於論壇和部落格之間。
在五月底的時候去看學妹的畢業展。當天整個華山藝文中心裡有好幾個展覽在進行。但老實說,我走進去看的動力並不大。絕非是那種覺得會看到粗製濫造展品的感覺,而是少了點刺激性:大家做的,看起來都好像好像。
樂生結束了嗎?不,並沒有。也許你以為一切都隨著3月、4月的衝撞得到一個滿意的解決,但是在5月底的會議中,我們看到懸而未決的事情隨著政治力量的擺蕩而以粗糙的方式決議。也許有人會覺得樂生怎麼那麼多問題,是不是雞蛋裡挑骨頭硬是找問題。但該慶幸的是這一連串的衝撞,使得有些我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的事情,慢慢浮現出來。 我講的就是地下水層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其實很難簡單描述清楚。我只是一個學政治學的學生,我沒有辦法以一種專業的口吻告訴你這一切是怎麼計算出來的。根據我所聽到的,我不只一次再三詢問後的,也許我們真的可以說中華顧問工程公司,也就是台灣世曦公司,在工程最源頭的地層調查時,做了假實驗。 Peopo:2007.07.22「斷層上的6075歲」上
其實地下水層的問題才是主角。還是讓主角在最醒目的位置吧。 在文末也補上一些相關的連結。 樂青在抗議的時候又丟了雞蛋。但這次的重點我不想放在雞蛋上,因為中天的許少蘋小姐在部落格稱呼樂青的人為流氓,也因此引來了苦勞網孫窮理的一封公開信,以及慕情在網摘的回應。(當然又是一場針鋒相對的回應) 首先我要先邀請孫窮理加入尷尬網誌寫作者互助協會,因為你的文章俐落地描述了你的尷尬症狀,你的言論也徹底表現了你的尷尬心境。我想既然你不是寫在苦勞網,而是自己的部落格,你當然具有這樣的資格。同樣的,許少蘋小姐,我也想邀請你加入這個虛擬的協會。我非常相信你的心境挺尷尬的,因為你只是出來討生活而不是去戰場的,自然會覺得被雞蛋打一身是很倒楣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對於公開宣稱自己的立場(實在太多了,我無法引述),等於是側面挑戰了自己的「公正信念」。那麼,只要你願意,你絕對擁有領用貼紙的權力。 在一片討論公正的聲浪裡,我相信許小姐你一定知道,媒體是「沒有公正客觀這回事」的。我相信你一定遇過採訪的新聞上編輯台時被「提醒」該做些什麼,在採訪時被「提醒」該寫些什麼。於是在「平衡報導的提醒」底下,將「公正客觀做出來」。因為如果不「公正客觀」,對於報導內容的批評將會湧進你的同事、上司。這好尷尬不是嗎?
在上一篇裡,我提到捷運局在樂生的案子裡,其堅固的組織意識形態將原本應該釋出的政策討論封閉,形成一個小團體、精英化的討論場域。說明白一點,就是捷運局不願和其他團體(包括政府的其他單位)進行公開的討論,在表面上已公文往來做推託,在私底下則是在內部先溝通好以後再到協調的場合(例如公聽會、記者會、公共工程委員會…)做政策方案的宣導。 還不能夠理解?那看以下這段影片,以及PipperL和豬小草的文章,你會更有感覺。 台北市捷運局代表:「先以這個40棟這個範圍來作評估….」 (註:40棟指的是之前土木技師公會所提出的方案) 吳澤成:「這樣這個會議討論的結論都不能夠….. 你要的話上次就跟我講,我上次就發就可以了啊… 啊? 怎麼這樣呢? 這樣太呆板了啦,這樣太浪費時間了啦, 那這樣六棟還能不能有空間? 那就在你探討的中間順便去做條件的規劃而已啊! 你們現在是受制於層層的約束?」 (註:文建會/欣陸工程提的 90% 是 46 棟,所以差六棟) 捷運局代表:「這樣提出來還不夠讓主席滿意,我們也很抱歉, 不過如果說要連那六棟一起的話,可不可以還是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再來一個文, 我們會在這個部份再加進去一起討論」 (以上引自PipperL在 《[樂生] 某段公共工程委員會的紀錄》 的整理) 這不是一個新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對這種行為的理解,就是官僚在踢皮球。推諉責任,等待上級裁示。於是形成了決策遲緩,溝通協調緩慢的定論。但這一點,如果我們從行政組織的觀點來看,其實有更深一層的涵義。王輝煌曾經針對這個問題做了一連串的研究,在2000年中研院的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二期第二卷裡,他曾經指出,我們的行政官僚系統在過去依照黨國體制而設計,分而治之,因人設事的結果,在政治強人不再以後,形成派系林立現象,導致政策的產出往往必須訴諸政治上的投票對決(例如立法院、各級議會)。而所謂的「多頭馬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乏溝通協調」,問題不在政治,而在於治理的能力衰敗。(王輝煌,2000,《官僚制度與民主政治:以美日臺的結構性比較分析為例》)
台北市捷運局在最近一次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會議中,以不表態作為回應。這當然令人生氣,但也不令人驚訝。問題不是出在該怎麼罵捷運局,而是該如何看待這樣的動作。這牽涉到的東西很深,我沒把握可以講的非常清楚,因為這關係到的是一個存在於你我之間的一個老問題:當我們面對所謂的「專家」,我們有什麼辦法與他們溝通? 在公共行政領域裡,Mosher在任教於維吉尼亞大學時寫了本書: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ervice,討論民主與官僚之間的關係。裡面談到美國的公共行政發展時,從20世紀前期由管理主導的方向,在1970年代時已經成為一個由專家掌握的國家。這句話是說:在所有的政策裡,都可以看到該領域的專家主導整個政策。無論是政治人物,國會議員,利益團體(如果真的有這種東西)與市井小民(草根運動團體…等),都臣服於「專家」的意見之中。當我們有疑問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來問問專家怎麼說。 但,我們為甚麼會信任專家?專家有沒有可能騙人,有沒有可能他們的目的並非一個良善的公共目的,而是為了自己所屬群體、組織的利益而發聲。 這個問題看起來很抽象,但我們身邊常常就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並非醫療專業,當醫生跟我們說我們生了什麼病時,我們基本上是沒什麼置喙的餘地的。我們可能會做的就是貨比三家不吃虧,看看別的醫生怎麼說;我們並不太懂法律,所以我們遇到什麼法律問題時,我們只好求助律師;我們絕大多數在面對專家時,都居於一個劣勢的位置。 工程本身作為一門非常專業且科學化的領域,我們自然在面對工程專家時很難找出與之爭辯的切入點。無論是你我,或是政治人物,能夠瞭解其中專業執行的種種層面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問題不是出在他不容易,問題往往出在當他發生在官僚組織內部時,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所有的資訊。於是要分辨專家所提出來的方案時,我們求助的會是同個領域裡的另外的專家,請他們就我們所知的告訴我們事情是不是真是如此。 這隱含了兩個問題:1) 我們也無從分辨起我們求助的專家所告訴我們的是不是真的,頂多能說多一個相同 / 相反的意見可以幫助我們判斷。但我們如果就這樣判斷,會有很大的問題,不是嗎? 2) 既使我們得到相同 / 相反地意見,我們也不能就拿這樣的意見當作最後的答案。因為這很可能只是事情的不同面向,甚至是在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時的不同切入點。 這之中,當然可以引伸出有個對話的過程形成。也就是當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說法競相出現時,也許我們會得到更多的資訊接近事情的原貌。 但,這些都是建立在不同專家間願意對話,而且願意說出所謂的「真話」時才能成立。我們仰賴的是這些專家的專業倫理能讓他們覺得他們有根據證據說真話的義務。我們強調醫德,強調律師、法官要有更高的道德標準,強調工程師要注意工程倫理(最好還要有人文素養)…。為甚麼?為甚麼我們要那麼強調這種抽象的「精神和自律」,以道德來作為最後的要求標準?但所謂的專業倫理為甚麼會產生?難道只是看看書就會出現的嗎?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捷運局這種不表示意見的行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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